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6)新民申42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甲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
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娥,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某乙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王某甲,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宝,广东广信君达(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某丙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某丁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实验区。
法定代表人:屠某,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乌鲁木齐市某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法定代表人:王某乙,该局局长。
再审申请人某甲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某乙公司及二审上诉人某丙公司、一审被告某丁公司、一审第三人乌鲁木齐市某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新01民终4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某甲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证据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形成于2019年7月,原判决以“无签订日期”为由不予采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采信某甲公司提交的合同版本作为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依据。首先,某乙公司提交的合同版本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17日。某甲公司提交了双方在该合同之后签订的《围墙、A区车行和人行入口分包工程施工合同》和《附加补充合同》以及《围墙、A区车行和人行入口分包工程施工合同》线上办公公章用印审批流程及附件(二审第四组新证据),上述证据证明某甲公司提交的合同版本由某乙公司盖章后,于2019年7月通过某甲公司内部审核流程,依次经余某、王某丙等七人审核,于2019年7月16日审核完毕加盖公章。某甲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形成于2019年7月,晚于某乙公司的合同版本(2018年10月17日)。同时,由某乙公司提供并加盖其公司合同专用章作为合同附件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颁发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也就是说,某甲公司提供的合同至少形成于该营业执照颁发日期之后,即在某乙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之后,应当以该合同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合同履行事实的依据。其次,某乙公司关于“合同审批是某甲公司的内部电子流程,其数据可更改,本身就不具备可信性且与某乙公司无关”的质证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某乙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审批流程数据被篡改,也未申请鉴定,“可更改”不等于“已被更改”,不能仅以此否定其真实性。第二,该审批流程系客观形成的电子记录,并非某甲公司单方制作的书面说明,其作为证据的原始性和客观性应予认定。第三,某乙公司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证明合同实际签订于其他时间,其否定该证据的理由系主观臆测,不能免除其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审中,某甲公司当庭出示原始载体展示了线上办公系统中用印审批流程和详细情况,在某乙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此关键证据未予回应或评述,也未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双方合同明确约定整体下浮率,实际履行中也是按照此约定执行,原判决违背该事实不进行下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某甲公司提交的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甲方中标价整体下浮14.50%/9.50%(含税)”,该整体下浮率中已包含管理费(8%/3%)、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该合同虽表述为“按某甲公司与某戊公司签订的合同价格及结算价为准”,但该约定的实质同样是以某甲公司与某戊公司的结算价作为计价基础。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提交的两份合同在“结算以某甲公司与某戊公司之间的结算价为准”这一核心上并无实质差异,差异仅在于某甲公司提交的合同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下浮比例,因此双方对于下浮以及下浮比例约定明确,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也是按照此下浮标准执行。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甲于2024年11月26日向某甲公司工作人员王某丁发送的《四川中铭回款统计表》,明确记载了历次付款中扣除管理费、扣除税费的明细,包括八次回款中每次扣除管理费(8%/3%)、扣除税费的具体金额。二审以“双方持有的合同对于税费约定不一致”为由,未进行下浮,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也与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已按下浮率结算的事实不符。合同无效但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下浮率属于工程价款计价标准的一部分,且双方已在实际履行中按下浮率结算,应当参照适用。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0年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认为,合同无效后管理费应审查转包方是否实际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等进行具体判断。某甲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实际履行了管理职责,原审认定“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将利息起算点从一审的2024年7月13日改为2019年11月30日,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案中,某乙公司施工的仅为C区园路、栈道、景观桥及A区部分工程,不是独立的单项工程,而是整体湿地公园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查明整体工程于2024年8月2日才交付,与事实相符。某乙公司施工的园路、栈道、景观桥等工程,是湿地公园的组成部分,必须依附于总体工程存在和使用。相关司法观点明确“如果该部分工程必须依附于总体工程存在或使用,则应以总体工程验收合格之日为付款之日。”故,利息起算点应当以整体工程交付之日(2024年8月2日)为准,原审法院将分包范围内的部分工程阶段性完工等同于整体工程交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某甲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相关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某甲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本案应重点审查以下问题:
一、关于案涉工程价款数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某甲公司主张应以其持有的合同版本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并在工程价款中整体下浮14.50%/9.50%。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某甲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明确表示案涉工程造价以另案(2024)新0102民初975号案件中的鉴定意见为依据,无需另行鉴定,并与某乙公司依据另案鉴定报告共同核对,形成产值汇总划分明细表,对鉴定方式下的工程量划分、扣减项目、双方分得产值逐项列明,某甲公司对博创一、博创二、博创四对应产值归属某乙公司无异议。当事人在诉讼中就工程价款结算达成的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其次,某甲公司主张按其持有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整体下浮率对工程价款再行扣减,实质是要求以自己的合同版本的结算条款对某乙公司施工完成的产值重新计算。该主张与某甲公司一审中关于造价以另案鉴定为依据的陈述相矛盾,与共同核对、确认产值的诉讼行为不符。第三,另案鉴定意见已就定额部分下浮15%、临时设施费等项目作了扣减,某乙公司分得的产值系下浮及扣减后的金额,某甲公司未说明其要求再次下浮的合理性。据此,某甲公司提交线上办公用印审批流程等证据,即使能够证明其持有的合同版本形成时间晚于某乙公司持有的合同版本,也不能以其合同结算条款重新计算某乙公司应当取得的工程价款。本院对某甲公司的该申请再审理由,不予采纳。
二、关于管理费的问题。某甲公司认为其在涉案工程中存在实际管理行为且管理费已实际支付,应从工程款中扣除。对此本院认为,某甲公司在取得涉案工程之后仅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某乙公司,其自行施工了部分工程。某甲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所主张的管理行为与某乙公司施工工程有关。故,原审法院对某甲公司扣除管理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三、关于利息起算时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开始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根据原审查明事实,某乙公司施工部分于2019年11月30日完工并交付,某乙公司主张自2021年11月30日起算利息,符合上述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某甲公司主张自整体工程交付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无据。
综上,某甲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某甲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侯卫宁
审 判 员 杨 丹
审 判 员 马艳雯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 涛
书 记 员 康雯菲